关于开展学党史、新中国史和“三看三问”之“看努力方向、问使命担当”活动的通知
发布日期: [2019/8/16]  人气指数: [923]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关于开展学党史、新中国史和“三看三问”之
“看努力方向、问使命担当”活动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党组织、机关各党支部:
    根据主题教育学习计划安排和上级要求,计划于8月16日(本周五)在党支部中开展学党史、新中国史以及“三看三问”之“看努力方向、问使命担当”活动,具体要求如下:
1.各党支部传达《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附件1),部署开展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活动,集中选学《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读本相关篇目(附件2),不断深化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认识和理解。
   2.各党支部开展“‘学深圳、赶深圳’、发起15个攻势、本支部的使命和担当是什么”专题讨论,瞄准问题清单,对标深圳、学赶深圳,明确努力方向,每名党员要作出“我的岗位使命”承诺,坚决做到牢记使命、担当作为。
   3.机关各党支部邀请相关局领导参加,局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要主动参加所在支部活动。各支部要做好发言记录和资料留存。
 
附件:1.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
       2.《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读本相关篇目——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②《党的七大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③《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⑤《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
 
 
                             局机关党委
                           2019年8月15日

附件一
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对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出重要指示。现就在主题教育中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提出如下意见。
一、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要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组织引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了解党史新中国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要在深入学习和不断领悟中,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弄清楚艰苦卓绝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
二、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要组织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中有关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学习,进一步深刻认识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艰辛探索和历史必然,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深刻认识党的执政使命和根本宗旨,从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中恪守人民情怀;进一步深刻认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的本质内涵,发扬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勇担历史重任;进一步深刻认识我们党靠忠诚经受考验、靠忠诚战胜困难、靠忠诚发展壮大,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持续不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各级党组织要在主题教育中对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出具体安排,可把《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新中国史著作作为辅助读物,组织党员、干部认真抓好自学。党员领导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真学深学,学会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增强历史担当。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要采取适当方式进行学习交流。主题教育结束后,要形成长效机制,把党史、新中国史学习作为党员、干部日常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持续抓下去,切实抓出成效。

附件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在国内、国际革命形势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五四运动后不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以前,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国民党。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是支持这场运动的,但并不是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九二六年)》一文中回忆说:当时,北京、上海的学生派代表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已“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他的主观力量了”。“故此次运动中的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的文章,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这年3月,李大钊同邓中夏等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
同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华(在华期间,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同行的有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等。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李大钊,然后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五四运动开始后不久,陈独秀在北京被军阀政府逮捕入狱;出狱后,为躲避军阀迫害,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并把《新青年》迁往上海继续出版)。经过考察,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宣言的内容没有向外发表,但曾以此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作用。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同年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它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在日本、法国也有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的组织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以下活动:
第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还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如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广东的《群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中译本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名录(58人)
姓名
所属地方党组织
姓名
所属地方党组织
陈独秀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德荣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汉俊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董必武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达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潭秋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望道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包惠僧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玄庐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刘伯垂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邵力子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张国恩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袁振英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赵子健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林伯渠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郑凯卿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雁冰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赵子俊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泽民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毛泽东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杨明斋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何叔衡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俞秀松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彭 璜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启汉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贺民范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中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易礼容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大钊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子博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张国焘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谭平山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邓中夏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公博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高君宇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谭植棠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何孟雄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 季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罗章龙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王尽美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刘仁静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邓恩铭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范鸿劼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王翔千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缪伯英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张申府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张太雷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周恩来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李梅羹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刘清扬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朱务善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赵世炎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宋介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公培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江浩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施存统
旅日中共早期组织
吴雨铭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周佛海
旅日中共早期组织
第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
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却强调中国产业落后,“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因此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解决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表示信奉英国学者罗素所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指出,我们同样主张振兴实业,但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他们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受压迫极深,因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曾一度占着优势。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迎合了那些不满社会现实、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
不仅如此,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开始认识到,中国将来实现社会主义时,必有自己的特性。李大钊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种认识虽然还很粗略,但它对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却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还驳斥了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修正派学说所主张的,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当当作前车之鉴”。李达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过第二国际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我们应当实行“马克思还原”。毛泽东也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对修正主义思潮的批判,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革命的方向。
第三,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通俗的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广州有《劳动者》、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有北京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上海李启汉等在沪西开办的工人半日学校。开办学校,是党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最初会员有370余人;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员有1300余人。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有1000余工人参加庆祝游行,并宣布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的部分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还开始发动工人举行罢工。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并给工人讲课。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李中,“以一师范(湖南第一师范——引者注)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并帮助陈独秀等组织机器工会。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第四,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0年8月,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俞秀松为书记。随后,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各地青年团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这些组织后来因成分复杂、意见不统一而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了活动。
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这样,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3月,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主义派——引者注)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李达回忆说:经过交谈,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据当时一份档案记载:“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的50多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因有其他事务未出席会议。出席党的一大的上述人员,平均年龄为28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次大会。
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了会议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商定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大会虽然也主张“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军阀,但并没有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国情还了解和研究不多,对中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还很微弱、严重地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立刻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不可能认识清楚。
大会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因为党员少”,关于“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大会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这说明,党在成立时就十分注意同本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
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大会“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通过的纲领还规定,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在入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分都应保守秘密”。尽管有这些规定,在党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的成员的状况难免还比较复杂。就拿党的一大代表来说,后来也有分化:多数人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坚持中国革命事业,有的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像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人本来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党成立后不久就被清除出党;还有些人中途脱离党,有的甚至背叛革命。这种现象,不仅对一个初生的党来说是并不奇怪的,而且在党后来发展为广大群众性的党的时候,其主体是由健全的坚强的分子组成,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杂有或产生某些不坚定分子、变节分子和异己分子。
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大会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工作。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一步加深和封建军阀统治日益残暴和腐败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先进分子在反复进行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后,最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认识到只有用“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才是改造现实世界的“对症之方”。至于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无法用它们来指引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因为社会改良的方案,正如当时毛泽东所说,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用发展教育、科学和实业等以改造社会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也“永世做不到”。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样,中国先进分子终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
值得注意的是,在党成立前后,与党的上海发起组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地酝酿建党。1920年7月,一批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在蒙达尼公学集会。蔡和森在会上“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他还同李维汉等商量过“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问题。“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1921年夏,利群书社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1924年1月,吴玉章、杨闇公等20余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其后,中国青年共产党宣布自动取消,并令其成员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中国最先进的分子的共同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它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特点。
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如前所述,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尽管他们的人数不是很多,但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后期的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这个初生的党来说,理论准备不足可以通过学习加以弥补,经验缺乏可以在斗争的实践中进行积累,只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个党的弱点是可以克服的;但如果不能同机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它就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附庸,就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了。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这个运动在萌芽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能不处于秘密状态,以后更长期受到严厉的迫害和血腥的镇压。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是中国其他政党很少遇到过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由于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能够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所以,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是迎着种种诬蔑和压迫,在斗争的实践中不可遏止地成长和发展起来。归根到底,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社会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活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前人没有遇到过的缺乏现成经验的艰巨工程,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因此,党要搞好自身的建设,要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方针、政策,不能不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

党的七大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战斗。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夜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负有总结以往的革命经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和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任务。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这次大会距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已有17年。
毛泽东向大会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
党的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大会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具体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大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并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七大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错误倾向。这就使党的路线方针的顺利贯彻有了根本的保证。
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就使全党有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七大通过的党章重申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中明确规定:“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这个规定的主要点,在后来历次修订的党章中一直延续下来,对于严肃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坚持了三个原则:(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二)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来;(三)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进来。在酝酿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过程中,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和限制。选举时,许多代表不愿意选王明等人,中央做说服工作,结果王明也当选为中央委员。最终,七大选举产生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6月11日,七大闭幕。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主席,朱德等为副主席。这就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在报告中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党的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20世纪初期,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的比较鉴别,终于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英勇奋斗。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
在同盟国军队于各战场陆续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后,中国战场于1943年秋季起逐步转入战略反攻。1944年至1945年春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发起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点线包围得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沦陷区城市党组织积极开展瓦解日、伪军工作,组织地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反攻。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战场,同中国军民一道对日作战,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随后,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七道全面反攻命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这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面对这种局面,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大片国土。
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随即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日即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对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第一,它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三,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第四,它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中国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因此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国家的支援,这些支援对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长期抗战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大量军力(主要是陆军的大部分兵力),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对于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战略配合的重要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华民族蒙受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取得的。中国人民的巨大民族觉醒、空前民族团结和英勇民族抗争,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伟大的抗日战争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军队与老百姓相结合,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前方斗争与后方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特别是敌后军民广泛开展的游击战的巧妙战术和作战方法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使猖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在八年全国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到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抗日战争前相比大大增加。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正是在抗日战争中,越来越广泛的人民群众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军队主要战绩统计表
(1937年9月—1945年10月11日)
类别
日军
伪军
合计
消灭日、伪军
毙伤(人)
520463
490130
1010593
俘虏(人)
6213
512933
519146
投降反正(人)
746
183632
184378
小计(人)
527422
1186695
1714117
主要缴获
长短枪(支)
682831
轻重机枪(挺)
11895
各种口径炮(门)
1852
作战总次数(次)
125165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经过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新中国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个时期前后历时整整27年。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这是对于党在这个时期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本质和主流所做的科学概括。
党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主要是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尤其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从总体上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探索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个时期取得的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我们确立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即:国体——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结构形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又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不仅巩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而且为当代中国尔后的一切发展、进步创造了政治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的巨大进展。
首先,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时期,累计达4956.43亿元。在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有明显的进展。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不仅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业布局。在毛泽东生前,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同时,我们还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正是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中国经济独立自主的、持续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
其次,尽管经过了两次大的起伏,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相当快的。
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3年到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
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年产13.52万辆。
从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情况来看:按当年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6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这个数字虽然还不高,但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是很明显的。
再次,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随着建设事业的进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
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村居民从1952年的65元增加到1976年的131元,城镇居民同期从154元增加到365元。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56.5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长起来。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到1976年发展到7850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普遍建立了县、区(社)两级医疗卫生机构,60年代又在绝大多数生产大队建立了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这个时期,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居民平均预期寿命随之显著延长,1949年仅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3.8岁。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中国运动员共获得22项世界冠军,打破和超过171项世界纪录。中国人不再被讥笑为“东亚病夫”了。
邓小平在1979年明确地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这些进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初步而有力的显示。
第三,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重要的积极成果。
在探索刚刚起步时,毛泽东就论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和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阐明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此后,党又进一步总结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初步作出了正确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并且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正确解决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把“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努力的目标;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尤其是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还提出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方针,并为巩固国防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积累了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相结合的独创性经验。
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毛泽东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为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系统地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之后,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这些思想成果,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第四,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新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把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3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这些都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正因为取得了以上这些巨大的成就,中华民族才得以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老的中国才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奋起。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内外发展大势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在徘徊中前进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他们的帮派势力仍遍布全国许多部门和地区,有些还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一部分地区的动乱尚未停止。稳定局势成为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党中央首先着手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部署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经过艰苦努力,到1977年上半年,派性造成的武斗和动乱基本被制止。到1978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取得显著成果,人民群众期盼已久的安定政治局面开始形成。
然而,十年内乱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混乱的形成,固然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兴风作浪有直接关系,但也与在错误方针指导下作出的一些决定和采取的一些措施有关,与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有关。而这种情况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仅没有得到纠正,相反却得到延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提出和贯彻“两个凡是”错误方针。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拒绝对事物作任何分析的方针,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1977年8月,他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推翻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这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他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得到解放,文联、作协等群众团体重新恢复工作,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1977年底到1978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大会总结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党的十一大虽然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8年二三月间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等13人为副总理。与此同时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停止活动的政协重新恢复工作,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实践发展却步履维艰。揭批“四人帮”运动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制;平反冤假错案,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泽东批过的文件进行阻挠。在生产上,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发生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严重影响,人们开始感到,要彻底澄清“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然而,解决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争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打破,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文章明确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由于它同“两个凡是”尖锐对立,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因此也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在邓小平等的大力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更是踊跃参与,站到讨论的前沿。实践表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着眼大局,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这场讨论的落脚点,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成为引导人们思考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的过程。通过这场讨论,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反思过去的曲折,思考未来的出路,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开始出现酝酿对外开放和对若干体制进行改革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对外交往迅速扩大。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走出国门,在了解国际形势的同时,无不强烈感受到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的差距,不能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目前的状况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在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1977年12月,邓小平作出世界战争可能推迟,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1978年3月,邓小平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通过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总体思路开始形成。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与会者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李先念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9月下旬,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当“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刚刚受到冲击的时候,对我国发展的紧迫性和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着深刻认识的邓小平,先是在中央领导层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随后,又到部分省市,同地方领导人谈思考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声势。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他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结束,转入正常工作,从而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主张。邓小平的这些重要主张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为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准备了充分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但因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在关于真理标准等问题上几次思想交锋,使会议议程发生改变。会议要求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在与会者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提出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强调:“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讲话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就是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示范力量,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2月18日到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决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必须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作出的这项决策,解决了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围绕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全会还在一系列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上,作出了重大决策。
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认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会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强调,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由此,中国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全会还讨论了民主法制问题。会议认为,由于还存在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须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局面。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全会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完全同意邓小平关于发扬经济民主的论断。全会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这样才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全会肯定了权力下放的原则,并指出,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全会十分重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为调动几亿农民的积极性,全会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降低农用工业品销售价格等。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尽管依然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已经开始着手克服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
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内的实际情况,全会要求在几年中逐步改变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状况,消除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混乱现象,解决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针对前两年出现的冒进问题,全会强调要做到综合平衡,基本建设必须积极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
全会阐发了对外开放方针和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全会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总结和吸取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要求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这些规定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对党的组织和纪律的破坏,克服粉碎“四人帮”以来依然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在1976年发出的有关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全会在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指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全会决定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总结,留待以后适当时候去作。全会郑重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九人为中央委员。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决定恢复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些人事安排,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保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次全会后,华国锋虽然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从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实际工作的领导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由于上述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面展开,我国的改革开放由这次全会揭开了序幕,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这一切,显示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踏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征程,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载入党的光辉史册。
 
 
 
 
 

坚持独立自主 反对霸权主义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国际局势的发展充满动荡和曲折,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党和国家在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开展外交工作。在同美国对抗,同苏联论战的过程中,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
中国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发展
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自50年代中期以后处于高涨之中。积极支持亚非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运动,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1956年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反对英法侵略的斗争,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古巴、巴拿马等国人民反对美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国都给予热情的声援。中国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也主要来自亚非拉国家。中国同大批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拉丁美洲的古巴就是在1960年9月同中国建交的。中古建交揭开了中拉关系的新篇章。
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前期,根据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问题。他认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从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出发,争取“中间地带”成为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等多次出访亚非国家,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增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展现了中国外交的软实力。亚非国家领导人也频频访问中国。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在访问非洲时提出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及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受到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热烈欢迎。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迅速取得成效。1960年1月至1963年3月,中国根据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原则,通过互谅互让的平等协商,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五国签订协定或条约,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日之间通过民间渠道,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发展了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1964年中法建交,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打开外交局面的重大成果。
60年代初期,中国南面的周边形势因中印边界冲突变得严峻起来。中印之间过去从未正式划定边界,只存在一条根据双方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1959年8月以后,印度军队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引起边界武装冲突。1962年10月,印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历时33天,收复了1959年8月以后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后即在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又遣还全部印军战俘和归还缴获的武器及军用物资。中国力求控制并平息边界冲突的行动证明,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以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大局为重的。
中美对抗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就中美关系而言,这十年间有两个问题最尖锐:一是美国武装插足台湾,干涉中国内政;二是美国武装侵略越南,威胁中国安全。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并采取一些措施打破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僵局,但这些努力未能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1955年3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美国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加紧制造“两个中国”,并纵容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的骚扰和破坏。台湾海峡局势从1957年起再度紧张起来。年底,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国企图单方面降低谈判级别而中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多次声称美国将继续实行对华政策三原则,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封锁和贸易禁运。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和毛泽东调整政策,从争取缓和转为加强对美斗争。1958年夏,中东地区掀起了推翻亲美政权的风暴。党中央和毛泽东抓住时机,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决定以炮击金门的方式把台湾问题提出来。
8月23日下午5时30分,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金门国民党军实施大规模猛烈炮击,历时两个多小时,发出近三万发炮弹。次日,又进行炮兵和海军的联合打击。连续几天的炮火,基本实现了对金门的封锁。
金门炮声一响,美国急忙增兵台湾海峡,一方面扬言要“保护”金门、马祖等有关阵地,并从9月7日起派军舰进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护航;另一方面又要求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针对美方的举动,中央决定继续对金门实施炮击,以打击国民党军的方式反对美军的护航行动,同时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随着金门炮击的进一步发展,美国进退两难,美蒋在金门、马祖撤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美国企图从金门、马祖脱身,换取中国同意对台湾和澎湖不使用武力,实际仍然是要搞“两个中国”。为粉碎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同时考虑到国民党集团也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把金门、马祖暂留台湾当局手中。这意味着将过去设想的先收复金门、马祖,再解放台湾的“两步走”方针,改变为“一揽子解决”台、澎、金、马问题。10月6日和26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这两份文告向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晓以民族大义,指出双方都同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第二份文告还宣布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以利金门诸岛得到充分的供应。此后,台湾海峡的斗争就从以军事形式为主转向以政治和外交形式为主,中美之间的僵局一直持续多年。
炮击金门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和美国搞“两个中国”的企图,有力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和决心。这次炮击也使得美国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在大规模炮击停止之后,毛泽东请人给台湾领导人带话,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的控制,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可以照原有方式生活,军队可以保存,继续搞三民主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台湾的小枝在同美国的大枝连,总要被压断的,将来要变成殖民地或被托管的。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那一套。1963年1月,周恩来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转达给台湾当局。“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一纲四目”的祖国统一构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重的胸怀和面对实际、从现实出发的精神,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5年,美国急剧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严重威胁中国安全,中美两国再次走到热战边缘。中共中央严正表明援越抗美的立场,并下达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军民“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有所准备”。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要求,中方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1965年6月至1968年3月,先后入越的部队达32万余人,他们同越南军民一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越南北方的领空和交通运输线。援越抗美斗争,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威胁、维护世界和平的大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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