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勇:交响乐队需要“男子气”
发布日期: [2019/9/6]  人气指数: [77]  

文 | 张国勇

交响音乐有别于文学、绘画和舞台表演的具象,是特别抽象的艺术。它不能讲述具体的情节,即便作曲家用标题提示出他所理解的“故事”,呈现的结果可能依旧是“一千个读者眼里的一千个哈姆雷特”。


交响乐所表现的情感跨度极广,其中尺度的拿捏最为重要,这全然倚仗指挥家和乐团演奏家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一场音乐会,对比越强烈,音乐就越具张力,听众由此产生的内心情感宣泄的空间也越大。交响乐需要雷霆万钧之势的轰鸣,也需要呢喃细语之态的柔美:《红旗颂》的嘹亮号角,《梁祝》的生离死别,查拉图斯特拉站在山巅、面对芸芸众生的“警世宣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缠绵爱情,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三乐章死寂一般的圣咏……都是交响乐强大表现力的典型范例。

从最初宫廷气氛的点缀,到今天的文化经典的呈现,交响乐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演变。几百年来,交响乐作品见证了人类对世界和自我认知的逐渐成熟,规模也逐渐丰厚壮大,到浪漫派鼎盛时期的马勒和理查·施特劳斯,交响乐团发展至四管编制,“千人”交响曲应运而生。

梳理交响乐团发展的脉络,有些现象非常值得注意:像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这些老牌乐团,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吸纳女性演奏员。试想原因,其一可能是因为交响乐团的合作默契,必须要通过长期磨合才能形成,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融入这种奇妙的相互协调与感应之中。然而女性生理特点和责任,要求其必须留出足够的时间来生儿育女、照顾家庭……这就造成在了在一个成熟的团队里,一旦女性演奏家流动较大,会对乐团的艺术创作产生影响。另一个原因可能来自于男性与女性本身所具有的性别特征,包括爆发力、性格、心理、对音乐感知角度的差异。

现代社会,交响乐团中的女性越来越多。2018年,Quartz atWork收集了世界顶级交响乐团的22个数据,包括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等。在Quartz研究的2438名全职音乐家中,有761名(31%)是女性。在美国管弦乐团联盟代表的703支专业和业余管弦乐队中,女性目前占了48%。而在中国,女性演奏员的比例可能会更高些。多元社会对于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40年前那种靠苦练一技之长,从而改变自己命运的现象越来越少。完全牺牲自我,陪伴孩子练琴的“虎爸虎妈”也已不多。

有趣的是,当前很多乐团在招聘时,总监和团长们都有一个共识:希望尽量多招收一些男性。在交响乐领域,人们公认在铜管声部、打击乐声部,男性更具优势,有些乐团甚至不惜略微降低对男性专业技能的要求,以保证声部的所谓“比例”。在男性匮乏的窘境中,令人遗憾的是:现代社会中的男性似乎少了些“血性”,应试化、批量化生产的教育,抹杀了学生的个性;家庭教育中所强调的顺从、独生子女的骄生惯养、媒体的偏颇导向,似乎正在把“血气方刚”“雄壮魁梧”从男性的字典中隐去,能够抵御误导诱惑、崇拜阳刚勇为的男青年好像呈下降趋势。

同时,前些年出现的哈韩、哈日潮流和依旧盛极不衰的选秀之风,更将不少男孩子引向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嗲声嗲气的歧途(这在某卫视的“快男”节目上尽显无遗)。一味追求收视率最大化,枉顾社会的健康舆论导向,我们的大众传媒真该好好掂量一下自己身负之重任。你们确实赚足了广告,吸尽了眼球,赢得了吆喝,我们交响乐界可能就少了些奏得出《红旗颂》之豪迈、《英雄生涯》之悲壮的男性音乐家。如果说这事算小,那缺了勇往直前、保家卫国的血性男儿,这祸可就闯大了!

记得我在俄罗斯留学期间,正值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有幸看到一部纪录片。当年列宁格勒保卫战最艰难的时刻,首演完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之后,很多男性音乐家拿起武器直奔战场,乐曲结尾雄壮的C大调主和弦,是很多音乐家为国捐躯前的最后一声怒吼……

遥想当年,只有血气方刚的男儿才能体会那刻骨的仇恨、民族危亡时的匹夫豪情。不知当下的男儿们是否能够将这决绝的内心感受演绎出来——我们的交响乐团需要充满阳光和英武、激情与力量的男性演奏家,而非脂粉阴柔、浮躁飘摇的“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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